一、家世與家庭
張大千，四川省內江縣人,出生於民國前十三年五月十日(舊曆四月一日，一八九九)，他的家世很大，是內江的望族。父親名懷忠，號悲生，為人個性豪爽，講究美食。原籍廣東番禺，先世於前清康熙年間遷徙入蜀，定居內江，從事鹽業。不過在大千年幼時，家境亦曾極度清貧，其後慢慢經營累積，生意越做越大；鹽業以外，又在輪船及百貨業方面獲展，同時還經營錢莊，家道十分殷實。
他的母親曾氏友貞是中國傳統大家婦女的典型，不僅主持中饋，兼亦擅長繪事，工花卉翎毛。她治家嚴謹，家規重老尊賢，對長幼有序不得逾越僭妄的規矩，尤其注重，子女有過輒要罰跪，晨昏晚輩必向長輩請安，侍奉茶羹一沿舊風；這對張大千有很深的影響，他直到晚年仍對長者行跪叩大禮，也接受門生晚輩的跪拜，在謙辭時也常跪下回拜。
張大千共有兄弟十人,都是單名。大哥張榮(早逝)，二哥張澤，三哥張信，號麗誠，擅於經商；四哥張揖，號文修，係一儒醫。張澤就是張善孖，亦為有名的畫家，尤擅畫虎，其愛虎成癖，則號「虎痴」。排行五、六、七的三位兄長早故。張大千行八，本名權，後改名爰,小名季，遂號季爰。他下面還有兩個弟弟，老九名端，字修正；幼弟名璽，號君綬；另外還有個姊姊，閨名瓊枝。
兄弟姊姊中與大千情感最親近的就是張善孖(1982-1940)，他比張大千長十七歲，個性嫉惡如仇，清末參加革命，民初參加反袁，以致兩次被抄家。他雖是排行第二，卻如當家長子一般。對日抗戰期間曾奮力宣傳抗日，民國二十七年更隨于斌特使，赴歐美爭取友邦支援，賣畫捐款，為國家出了不少力，至為可敬。
用「長兄如父」這句成話最足以說明張大千對張善孖的情感，敬愛以外，多少還有些「憚之如嚴父j的成份。張善孖對張大千的一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他本人是畫家，自然對張大千的藝事多有提攜引導。大千早年居上海拜師習藝期間，張善孖在藝文界之交遊廣闊，提供了張大千許多觀摩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在性情上，張善孖具有強烈的是非感，有魄力、有自信，喜歡冒險，常不滿於現狀，希求自我突破，彰名於世，這些都對張大千成長的過程中深有影響。另外，與張大千感情最親的還有他的么弟張君綬。他比張大千小五歲，也擅長書畫，很有才氣，他的師長、兄友對他的評價都很高，但在民國十一年，年僅十九歲的君綬卻因故蹈海而逝，這是使大千深為傷痛的往事之一。
由於家學淵源，母姊兄長均擅繪事，張大千從小就開始學畫，據他自己表示尤其是姊姊瓊枝對他的教導得益最多。除了繪畫以外，大千十二歲以前都在家塾唸書，亦多由大姊瓊枝教導。瓊枝在民國前一年八月不幸因故病逝，據此推測大千應是從十歲以前開始習畫。
民國前一年張大千入天主教福音堂教會學校讀書，因為他家裡是信奉天主教的。明清以來雖然知識份子與西方教士往還者甚多，信教的也有，然在彼時社會背景中信教的家庭仍然非常少，至於大千家中與天主教有何淵源則不得知。大千有二子取名號為葆蘿、比德，即是與信仰有關。然而可確定的是，張大千畢生之生活方式與治藝傳承，俱為中國傳統形式，並未受到多少西方宗教文化影響。
民國十四年，張大千居上海時，家中事業迭遭嚴重打擊，週轉不靈，於是張家事業就此倒閉。就在這一年前後，張大千的尊人懷忠公(1820-1924)亦過世，是否與家道中落的打擊有關，不得而知。然而此時張大千年屆二十六，雖在上海畫擅小有名氣，但迭遭家變，庇蔭盡失，往後的前途發展都必須靠一己的努力了。
張大千的一生經歷了八十四年的漫長歲月，生於內江，逝於台北，要歷數他的生平事蹟，實非短章所能言盡，可謂豐富多姿的一生。本節概分為兩個時期來敘述之。
一、大陸期間[一九一六~一九四九]
他少年時(民國五年)在重慶唸中學，由於地方、鄉野的時局混亂，假期返鄉時，被土匪綁票，險遭大難。後來由於讀過書，會寫字，被迫成為土匪的師爺，歷險百日方始脫困逃出。在與土匪生活三個多月的日子裡，使他在少年時代即已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瀕臨生死之艱險，也讓他對生活與生命的不同層面有所體認。
民國五年大千自四川赴上海，本意在上海學習書畫，但家裡不同意，第二年隨即奉父兄之命與二哥善孖留學日本，在京都學習染織，他到日本學習染織之目的，據推測可能與張家事業有關。
兩年後學成歸國，張大千雖然把染織學得很好，但卻不甘於做一名染織廠的技師，他衷心所願是做一個畫家，而傳統的中國文人畫家，必兼能詩、書、畫三絕，缺一則難躋於一流名家之列。張大千有深厚的藝術天份,，繪事自小家學淵源，詩靠博學強記的功夫倒也還足以應付，唯獨題畫的書法無法得心應手，因此拜在當時上海極負盛名的兩大書家之一曾熙(1861─1930)門下學習書法。
就在同年年底(民國八年)張大千卻投身松江禪定寺做了和尚，主持逸琳法師為他取了一個法名「大千」，亦即這位舉世閒名的中國畫家名號之由來。至於他出家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為了自幼感情很好的表姐謝舜華，也是他的未婚妻病逝，悲痛逾恆因而遁入空門。其實這不過是籍口，張大千出家的真正原因在於現實生活上的壓力。張大千由日返滬時，放棄了學有所成的染織而致力的書畫，年輕人急於有所成就之心態可以想見。然而書畫之道無速成之法，且他雖在曾熙門下習書，但曾師由於學生多，並無時間仔細傳授書藝，平日於師門侍師與友人談書論畫雖頗能增博見聞，然於藝事並無實際進展。徬徨苦悶之際，復受感情刺激，遂令其一時衝動而出家，其實這是無法突破困境的一種逃避。
然而張大千熱愛生活，其實根本就不曾有什麼看破紅塵的想法，因此前後做了三個多月的和尚，旋即自西湖靈隱寺返上海，並為二哥善孖逮回四川，但這段因緣卻對張大千一生有相當特殊的影響。他在當和尚時經歷到現實生活的窮困，受了不少委屈，使他立志非得要出人頭地，超人一等不可，他說「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沒錢的窮和尚更不能做」，如此就非得有「經營治術」的處世本領不可；另外，自此他以佛門中人自許，以「大千居士」名號行世。
其後當家人尋回大千，大慨是為了要使他安心，旋即在母兄作主下與原配曾慶蓉(1901-1961)結婚，時大千已先有偏房，並育有二子，偏房名叫黃凝素(1907-1981)，與曾氏一胖一瘦，子女們便有了「胖媽媽」、「瘦媽媽」的暱稱，以為區分。
婚後回到上海，再拜清道人門下學書，「清道人」即李瑞清(1867-1920)。他與曾熙是好友，兩人同為前清翰林進士，不但俱擅魏碑，通曉書法各派源流，中國傳統的學裏更為深厚，人品高潔，是張大千一生中最崇仰的人，而這種傳統士大夫階層的人文背景在張大千的一生中發生極大的影響。張大千相從清道人僅一年，清道人即下世，但大千從其學書獲益非淺。由於清道人的啟發教導，他在書法上終有所成，獨創一格，因以奉之為恩師，終生孺慕。
張大千居上海期間(民國十四年前後)賺錢的本領是賣畫，但賣自己的畫則收入有限，而對張大千來說,若是仿石濤的筆墨，無論款印皆精到亂真,即使列入石濤的真蹟中亦為精品，但如題上「大千張爰仿石濤」這一行款，就無法賣
得高價了。這使得年輕的張大千十分不服氣，明明無所分別的筆墨，何以一具真名便不值錢？如果人們肯老實地表示，「你的筆墨與石濤相比，雖然看來一般無二，但畢竟名氣相差太大，所以價錢亦有高低。」倒也罷了，偏偏鑑賞家們還
硬充內行，硬指某筆樹木差了，某處山石氣韻弱了，如何如何不及石濤，豈能令大千心服？
因此在年較盛氣之下，為了一顯本事向鑑藏家的眼力挑戰，張大千遂造石濤的假畫來賣大錢，也並不覺得問心有愧，這即是他早年偽造石濤畫作的最大原因。但他也挑選「買主」，要找有錢而性好揮霍者，不但賣得起價，而且比
較取不傷廉，這裡亦可看出六千聰明狡黠的另一面。他也曾為了好強，讓北方的收藏家羅振玉(1866-1940)上當難堪，這些雖然都是張大千年輕時的逞能、鬥氣與狡黠，但也因此得罪不少人，久為清議所不容。他到晚年亦頗為之介意，雖經長年之補善，仍為多人苛議，是其平生憾事之一。
此外，張大千在這些年中(1920-1930)傾交了不少至友，如才女李秋君，詩人謝玉岑，畫家吳湘帆，葉公綽等，這些人對張大千的藝術天份均十分推重，因此有形無形間督促，鼓勵了大千藝事之進益。
張大千居上海時期，多在名門李薇莊府上作客，因而結識其三姐李秋君(1899-1971)，時早在民國九年。李秋君是大千一生中最尊敬的女性，也是當時有名的才女，擅於詩畫，她的畫室齋名叫「甌湘館」，大千居此常借用其畫室，大風堂當時在上海的畫室等於設在李府，是以大千早年畫作，常署款「甌湘館」者，即為此故。他們彼此極傾重對方才氣，情感甚篤，無奈大千當時已有妻室，因此將感情昇華，寄託於友情與書畫治藝等情操上，不涉男女之私；他們相互期許交往尊重的態度，極度令人心儀。李秋君于民國六十年病逝上海，家人初隱瞞大千，後來聞訊，大為傷痛。
謝玉岑(1897-1935)則有江南才子之稱，工詩詞，非常激賞張大千的藝事，但他享年末過四十，即於民國廿四年因肺病去世。當謝玉岑自知不起時，曾鄭重地以愛弟相託，援其藝事，大千亦不負友人之請，對之另眼相待，民國二十九年更力邀玉岑之弟同赴敦煌考古，此人便是今大陸上有名的書畫鑑賞家謝稚柳。張謝二人之情誼，由其胞弟延續了數十年，直到大千下世，始終不渝。
吳湖帆(1894-1968)長張大千五歲，大千在其〈四十年回顧展序文〉中首舉吳湖帆「山水竹石、清逸絕塵」遠過於自己。大風堂珍寶〈江堤晚景〉，除張大千本人題跋外，僅四人題記，吳湖帆便是其中之一，可見其推重之心。吳湖帆精鑑藏，治藝主張詩書畫並重，對張大千治藝之道影響極大。現在紐約精鑑的收藏家王季遷、大陸的徐邦達等都是他的學生。
與葉公綽〈1881-1968〉的交往，張大千在〈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一文中，曾詳述其情，確有令人心折處。葉公綽處世的風義，亦必然深深影響了張大千為人處世慷慨好義的態度。葉公綽比大千長十九歲，張以「丈人行尊之」，情誼介師友之間。民國十七年教育部籌劃第一次全國美展，張大千應聘為審查委員，與葉公綽共事，因而訂交。他與張大千結鄰而居蘇州網師園近四年，談書論畫，嘗勸張大千專攻人物，以振近世人物畫日頹之弊，張大千西去敦煌臨摹壁畫，自謂亦受其啟示。
此外張大千生平所交的好朋友至多，例如張目寒，以及民國二十年前後陸續與徐悲鴻、張群、曾克耑、方介堪、于非庵、溥心畬、黃君璧等人結為莫逆，或在藝事上切磋，或在為人處世上砥礪，都給于張大千或多或少之影響。前述諸人除了徐悲鴻、溥心畬較早逝外，其餘大都與大千維持了近半世紀的友情，直至晚年。
張大千生平除了書畫治藝以外，另有三個重要的嗜好；第一是旅遊，第二是講求美食，第三是愛聽平劇。他足跡所至幾遍佈全世界，極好遊山玩水，增博見聞，拓展心胸，他曾三度遊旅黃山，探奇歷險，看雲觀海；並在民國二十八年潛居青城山近三年，陶養心性。他又極講究美食，在大風堂中跟過他的掌杓都是四川飯店中一流的廚師。據他自己的說法是：飲食的欣賞是一種直接經由感官受的品味方式，如果連屬於這種敏銳層次最低的品味的能力都不異有，如何能具備敏銳度極高的藝術欣賞與創作能力。此說雖未必為定論，但亦頗有幾分道理。張大千本人亦善於掌杓，偶而邀宴好友，興之所至，也下廚親自調理。在台北大千紀念館一「摩耶精舍」的飯廳牆上，就掛著後人臨寫他用書法所寫的邀宴菜單。
此外,他的另一大嗜好就是聽戲。戲曲不但是中國最偉大的藝術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他曾久居的上海、北平兩地即是中國菊壇中心，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升斗小民無不好之。張大千隨曾、李二師學藝時，正是平劇泰斗譚鑫培如日中天的全盛時期。老師清道人即曾對他說，譚叫天的唱腔有一波三折之妙，與書法有神氣相通之處，應多聽他的戲，玩味其中奧妙。
民國十九年前後張大千在北平與平劇結下不解之緣，聽戲以外，還和許多平劇名角成為莫逆，如鬚生泰斗余叔岩(1890-1943)，四大名旦中的梅蘭芳(I894-1961)與程硯秋，還有名鬚生馬連良，以及後來的孟小冬。此時張大千客居北平邂逅了他第三位夫人楊宛君(1917-)兩人並於民國廿四年結婚。
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張大千身陷北平近兩年，後經由上海轉赴香港逃出，後經貴州與徐悲鴻同遊桂林後，返回四川，隱居青城山。
民國三十年張大千至敦煌臨摹壁畫達兩年六個月，此行奠立了他畫風成形的重要基礎，收穫很大。不過也因為人事上的糾葛，為人惡意中傷，眾口相傳，使他蒙上「敦煌盜寶」的惡名。此項流言，雖歷經當年同在敦煌的多位證人力辯其誣，但公眾寧可相信其「敦煌盜寶，毀壞古蹟」之說屬實，而罔視其「維護古蹟，宣揚國寶」之功，使張大千為之困擾多年，深有餘恨。今人李永翹曾為此重公案深入查訪，找出當年官方記錄及資料加以調查整理，並赴敦煌實地訪問二次，列舉人證、物證，力辯張大千所受之謗。
民國卅三年張大千在成都，重慶展出敦煌摹作，十分轟動，也引起國人注目敦煌文化古蹟；次年更於成都展出盛年力作，四屏〈墨荷〉、八屏〈西園雅集〉等巨構，深受國內畫壇矚目，聲名不脛而走。
二、移居海外以迄返台[一九五○ ~ 一九八三]
民國卅八年大陸局勢逆轉，張大千由成都逃難至台灣曾短暫停留，旋即轉赴香港。張大千是個入世的藝術家，所以他所居停之處必得要安定自由，繁華富庶，如此藝術文化方得以發展，他才能創作與賣畫生存。這在大陸共產政權下勢不可能，而台灣當時安全可保，安定富庶則談不上，因此張大千赴香港，擬選定一處地點供其發展。起初他所打算之處是印度，因為印度於戰後剛獨立，是個有資本且極待發展的大國，憑張大千善於經營治術的能力，要求名利不是件難事，況且他與當時駐印度大使羅家倫是舊識，也可有個照應。
不料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極其現實，率先承認中共，連羅家倫大使都要下旗歸國了。最怕和共產主義打交道的他，迫不得已只好暫居印度大吉嶺，過了一年多的山林隱居生活。這段時間雖然也用功於詩畫，但生活所需卻多靠他賣所收藏的古畫，使得生活陷入拮据困境，是他一生中較低潮的時期。
研究張大千在大吉嶺所作的詩稿，可得知他當時在大吉嶺住不下時，即想來台灣，後來沒有成行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中共極力發動他在大陸上的親友家人想讓他回大陸，甚至派他的子姪至大吉嶺遊說，而此時又有兩名相隨於大吉嶺的門生亦返回大陸，這些部造成他很大的壓力。最後張大千乃決然前往與共產主義最不相干的南美洲發展。這對一個傳統的中國文人來說，實在需要相當大的魄力與勇氣，但從大陸後來發生的浩劫「文化大革命」來看，不能不說張大千頗有遠見。
民國四十一年初秋，想要避開亞洲政治局勢紛擾的張大千，經由一個當年密切來往的朋友在香港賣去大風堂最寶貴的兩張收藏〈韓熙載夜宴圖〉及〈董源瀟湘圖〉，做為行程之資，然後率同子弟門生自香港啟程赴巴西。此行多少有些破釜沉舟的情懷，因此準備相當充份，帶去黑白猿六隻、波斯貓、雜色貓各四隻，名犬四頭，箱籠論百計，據說氣勢十分驚人。
到南美後先在阿根廷的曼多灑(Mendoza)地方住了近一年，旋又移居巴西聖保羅附近，闢建了一處中國式的園林「八德園」，他一共在巴西僑居了十六年(一九五三
~ 一九六九)。在僑居巴西期間，張大千曾於民國四十二年首度訪美。民國四十五年四月又在東京展出敦煌壁畫臨作，彼時巴黎羅浮宮博物館館長薩爾正好在東京旅遊，對張大千發生興趣，於是面邀他去巴黎，並於六、七月在東方博物館舉行張大千敦煌摹作展、羅浮宮東畫廊舉行近作展，當時西畫廊同時展出馬諦斯的遺作展。這次巴黎展覽促成張大千首次赴歐旅遊，使他接觸到新文化領域的視覺刺激，同時會晤了西方繪畫大師畢卡索(Picasso，1881-1973)；畢氏十分看重大千，除了向他請教中國畫畫法外，初次見面即贈送他一幅素作品〈西班牙牧神〉；這些皆成為大千畫風丕變的另一次機緣。
民國四十九年張大千在歐洲舉行巡迴展，包括巴黎、布魯塞爾、雅典、馬德里；民國五十年又於日內瓦展出新作，更在巴黎大規模地展出巨幅荷花特展，建立了張氏在國際間的聲名地位，從此他不斷在歐、美、亞等地開畫展，並旅遊於世界各地。
民國五十八年張大千自巴西遷居於英國加州卡邁爾(Carmel)，一方面是因為巴西政府闢建水壩欲征收他的土地「八德園」；其二乃因彼時張大千健康情形欠佳，赴美定居便於就醫；三則是在美的華僑老朋友多，由於訪友與開畫展，大千已經常來往於美國巴西之間；因此性好熱鬧的張大千就決定赴美定居。其後他在美總共居住了七年。
晚年的張大千生活家計很重，除了在美之生活開支、巴西聖保羅「八德園」內仍有家人子女外，他對留在大陸上的親屬尚有定期的經濟援助，總計幾十口人都靠大千賣畫維持，然而此時他已上了年紀，時有葉落歸根，回返家園之想，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張大千居海外近三十年，揚名國際，儼然即是中國文化藝術的代表，中共為了宣傳的目的，雖然十分敬重他是偉大的當代畫家，而主動地多方示好，極力邀請張大千返回大陸(甚至於在他過世後，中共當局的矚目與新聞報導有勝於生
前)；大千居海外時，無論在印度、香港、巴西、美國，大陸方面均囑派其子女親人往返勸說，只希望他回去觀光訪問也好。然而一方面大千從末動搖過他反對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以較早時的經驗來看，中共亦很難讓人全然地相信；何況以中共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是否能容許大千自由尊優的生活方式亦大成問題。
因此雖然他在家鄉仍有眾多親友，但勢不可能回到大陸在共產制度下生活。反觀台灣自民國五十九年代以後經濟起飛，民生富庶，再加上另一重要的理由：即張大千的健康倩形欠佳，他有眼疾、糖尿病、心臟病，在美就醫時常不能盡得妥善的照顧，而在台灣由於朝野對他的重視，往往能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得到週全的醫療安排。因此，張大千不顧諸多的困難，毅然決定回台北定居。
按張大千長年居住國外，早可擁有國外籍護照，且中共於民國五十九年以後對外的關係政策也日益開放，憑張大千的國際聲望，加以他應對經營的能力，即使不赴大陸定居，亦大可以外國賓客的身份來回台海之間，左右逢源。然而他
卻於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毅然回台定居，此生終末返回他朝思暮想的大陸家園。這是中國文人傳統的氣節表現，也是張大千一生中最為人可敬之處。
中國傳統的文人士君子，無論治學或治藝都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具視詩文書畫為餘事，所深自看重的乃是為人的忠孝與氣節，縱令他們為人所重的乃是他們的藝事。「殷勤說與兒孫輩，識得梅花是國魂」，張大千亦秉持了這可敬的人文傳統。以今日看來，台海兩岸的政策、國際間的關係、時代世界的觀念與二十年前相較都已大為改變，張大千為堅持其傳統原則所付出的犧牲與代價，則顯得價值上的懷疑，但對張大千的時代來說，卻有其莊嚴的意義值得今人省思與尊敬。
返國定居的張大千，於次年遷入台北外雙溪他所籌建，佔地五百多坪的新居「摩耶精含」。張大千在台北雖然家計極累，但生活上與許多昔日老友時相往還如張群、張學良、立法委員王新衡、新聞界的前輩樂恕人，晚年也過了一段愉快的生活。由於愛聽平劇，他回到國內也能盡興地多有看戲的機會，亦因而提攜了一些平劇界的年輕後輩。
在台定居外雙溪的這段期間，除因生活所需，更因其晚年的創作力依然旺盛，所以書畫的創作力依然豐富，在他有生的最後一年,更繪製了地生平最大的一幅作品〈廬山圖〉，可見其對藝術追求與挑戰的熱誠始終末減。然而大千晚年的生活也不免應酬許多無謂的人與事，給予他健康很大的影響。
民國七十二年元月二十日，台北歷史博物館舉行其盛大之回顧展，展出他畫了一年多的〈廬山圖〉巨卷，大千本人並於開幕時親蒞會場。或因繪製此作耗費了過大的心力，旋即於四月二日上午八時十五分以心臟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八十四歲。消息傳出，朝野震驚，身後極盡哀榮。總統特派員慰唁家屬，黨國要員主持治喪；國內外新聞爭相報導，海峽兩岸的喧騰矚目，可謂僅次於元首國喪。然據悉其喪葬費用多係故交至友所籌，其身後兩袖清風如此。總統經國先生輓額「亮節高風」一語,，實當之無愧。
大千遺體火化，靈骨安葬於台北外雙溪摩耶精舍「梅丘」立石之下。遺囑將「摩耶精舍」和他的古代繪畫收藏全部捐贈國家；他本人的書畫作品則由遺孀及子女共十六人均分。
張大千曾兩次對台北故宮博物院大規模致贈書畫收藏：第一次在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捐敦煌摹本六十二件，其中不乏大件尋丈之作。他的敦煌佛畫在一九八二年香港蘇富比公司拍賣一幅達十二萬一千港幣出售，以此推算，當時所捐贈之作品價值即達港幣七百餘萬元之譜，此今日之價值估計當十倍於此。第二次於身後遺囑將他所收藏的古代書畫藏品共計九四件悉數捐出，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其為人之慷慨豪闊，放眼天下亦屬罕有。大千遺族至為可敬，秉持大千遺言，促成這項捐贈，無所留難，鉅資構築的「摩耶精舍」也捐出供後人憑弔，成立了「張大千先生紀念館」。
張大千平生凡四娶，原配夫人曾慶蓉已逝，三夫人黃凝素因故離異，三夫人楊宛君則居大陸，以及離開大陸一直在身邊照應他的徐雯波夫人。子女共計十六人，其長子心亮、六女心碧早夭，八子心健亦歿於民國六十三年，只是張大千一直不知道。身在大陸的子女有心智、心王、心玨、心瑞、心慶、心裕等六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子女為心一、心澄、心夷、心印、心嫻、心沛、心聲共計七人。
張大千治家嚴謹，無論身在國內海外，兒女皆守傳統禮教家規，,極重孝道，唯均不過問子女婚事，此乃基因於大千胞弟張君綬，早年即因父母媒妁之言成悲劇，切身之痛促其對子女之前程喜好，悉由其自行作主。
張大千的個性十分豪爽，待人處世十分「四海」，非常喜好朋友，王壯為先生形容他是「一生最識江湖大」，作家高陽則說他是「最會弄錢，也最會花錢的享樂主義者，最慷慨，也最體貼的好朋友；以及很講究傳統倫理的內涵與形式的一個現代『山人』。」這些看法都很對。
張大千確是一個十分熱情的人，個性極其豐富，為人尤重情感，這可由他〈謝玉岑遺稿序文〉與〈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二文中明顯看出。在他晚年有觸動其鄉思及親情之時，往往會感傷地淚涔盈眶，譬如書他若提及曾、李兩位恩師時。
他在年少的時候，年輕氣盛，亦好逞能，因此有石濤真假畫之事，得罪了許多人。隨著閱歷的增長，雖懂得了為人處世的圓熟精到，但另一方面個性上仍然是好出風頭，喜歡「玩帥」。
張大千雖是好出風頭，搶了他人的光彩，卻在細微處也顧全了他人的顏面，這是他做人的圓熟，也是他待朋友的體貼。此論雖然，但不願意傷害別人也未必全是怕「樹敵」與「見妒」，個性上極端地體念他人實為主因。他在敦煌臨摹壁畫時無論大小，若由門人子姪甚喇嘛同繪，必於落款處署明，足見其人風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以大千那傲視古今，氣勢磅礡的才情，既然未曾陷溺於塵世間的虛名浮利，卻又時不見落入一些人情世故中的紛擾，甚至為之倍受委曲而不惜，雖可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亦不能不說是張大千的特殊個性使然。
再舉一例來見出張大千之性情。張大千在公眾場合，每提起敦煌古蹟便稱「我認為歷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欣賞。」他如此聲明之用心，實難為外人所了解。事實上敦煌的偉大古蹟，是我國古代先民千餘年的心血結晶，也是集體藝術的寶貴遺產，早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上千年之久，張大千本人是畫家又精鑑賞，焉有不知其在藝術上之偉大成就？他自己在為文論述或言談間屢屢透露出來，對敦煌古人藝事造詣之偉大深為嘆服，事隔多年猶未能已；而凡是到過敦煌的藝術家，沒有不為古人那份精釆卓絕的功夫嘆服的。因此，歷史考證的價值固然極其重要，然以張大千的立場，何由矛盾地屢出此言?
究其原因，乃在於太千當年入敦煌臨摹壁畫以後，在成都大規模展覽，廣受國人矚目，鋒頭甚健，亦引起當道重視，教育部則因而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至此，凡提起敦煌必連帶思及張大千。因此，一來為減少張大千當年備受「樹大招風」之患；二者大千本人即為畫家，若不如此表態，勢被謂為本位主義以顯聲名；三者我國治學傳統所謂「國學」者，向來只重文、史、哲之範疇，並未正視藝術內涵之生命莊嚴，倘若只誇大其藝術上之成果，易引起文史學界矜才使氣者之不滿，如此則可避免國人與學界忽略對敦煌藝術遺產之重視。故其呼籲國人重視敦煌文物時，必強調其歷史考證之價值，其用心之深若，可謂至矣。
因此,張大千有其極世故圓熟的一面，也有其極天真純厚的一面，端看他面對的是什麼人、什麼事。如果碰到的是如財閥、劣紳之屬的淺人、妄人，則好作狡黠以欺之；而對待朋友則極講義氣，真可以「古道熱腸」來形容了，晚年更是力效「沈石田故事」，對有所求而來的人，盡其可能的予以幫助。某回一位老畫家歲暮難以過年，拿了十張白紙託薛慧山拿給張大千畫些人物，以便他再去補景，張大千稱諾繳卷。過後幾天，老畫家挾了合作完成的作品再來，竟又當面請問「可否統統署上你一個人的款？」大千仍欣然應命，一揮而就。
他的生平至交張目寒過世，他為照顧其後人的生活，賣畫得款新台幣四百四十萬元，悉數供其遺族生活之用，與朋友交，擲萬金資業,，輕車馬衣裘如此。
大千晚年家計甚眾，與畫家席德進素末相識，聽到他病危，立即致贈慰問金新台幣廿萬元；又聞知席德進企盼他一幅墨荷之作，大千即連夜畫成裝裱送至席氏榻前，娛其病中。他的個性非常好動，極有魄力與毅力，勇於對生活突破與挑戰，從他跡涉千里在敦煌生活近三年，以及大江南北的旅遊即可看出。他後半生旅居南美，幾乎跑遍了全世界，晚年定居國內，更以八十二高齡繪製了高近兩公尺，長達十餘公尺的巨製〈廬山圖〉；當時他的健康情形己欠佳，但他卻仍有如許之勇氣毅力去迎接這項挑戰，其對藝術之執著奉獻精神，不得不令人動容感佩。
大千對於自己的藝事其實是十分自負的，他認為他的繪畫功力橫古跨今，足可與古人相比。但這點只有在他畫上的題款及與至親好友的談話中才會偶爾顯出，至於對外他則十分謙稱；這倒也並非虛偽，只是中國傳統深以為這是為人的美德。例如至友張群曾和大千談論到明代人物佛繪名家丁雲鵬的藝事,，大千評為「不行」。問他何以不行？他說「畫人物的線條交代不清楚」，再問何以如此？則答「勾勒不行」。他更在其〈幽壑鳴泉圖〉一作中自題「此幅宋人有其雄奇無其溫潤，元人有其氣韻無其博大，明清以來毋論矣」可見他根本就認為他的藝業足以上追宋元，與古人並駕齊驅，幾視明清以來無人。
另外大千長年作畫有一個特殊題材，就是喜歡畫自畫像，幾乎從民國十九年後，每年都有這樣的作品，這在中國傳統的畫家中頗為少見，可能一方面是為了顯名，另一方面則大約受了新時代的影響
。
張大千還有一項常人所不及之處，即捨得花錢供其所需。那種「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氣魄，與一般的豪富不太一樣，一來他的手中是向來沒有積蓄的，同時這些花費又都是為了他藝術創作之目的。他曾花費五百兩黃金買一幅畫，也曾斥資美金一百七十五萬元於巴西闢建他的園林「八德園」，當巴西政府欲在「八德園」附近建立水壩時，他毅然率領家人赴美，放棄了多少經營的心血毫不顧惜。這種開疆闢土的魄力與放棄時的斷然決然同樣驚人。晚年定居於台北「摩耶精舍」，他所喜愛的盆景、花木、奇石全是由巴西、美國等地輾轉運來，苦心經營，花費不計其數。原因無他，只為其心之所愛，能陶冶性情於其中。
這樣的開銷自然易招議論，批評其過於奢華，張大千本人也深深明瞭此點，他曾表示
「有人認為我這樣花費太多了，不大合這裡的艱苦精神，不過我以為這都是我的畫換來的，倒也覺得心無不安。」事實上這些地方的花費確實也與他的藝術創作關係密切，他所愛好的古畫、園林以及搜求的古木、花卉、奇石等，都是他長時間觀察、寫生與創作的靈感泉源。此外大千並不收藏其他古玩，例如他極講究印章，卻不同許多鑑藏家一般重視珍貴的印材，僅用平常之類的印石。
張大千的個性及為人，可謂是一個「今之古人」。他與朋友相處，講求的是同古代的「士君子」一樣，在相互雍容禮讓下且各自深得分寸，彼此了解傾許而又瀟灑自然，就如同宋代的蘇軾與黃庭堅一般。
﹝本文摘錄自〈張大千研究〉，巴東著，歷史博物館1996年12月出版﹞